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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如何与上海打造数字金融高地?听听专家怎
作者:佚名    发布于:2020-01-01 23:53   

为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化这一重要国家战略,发挥浙江金融科技的发展基础和先发优势,与上海共同打造全球数字金融高地,近日,浙大ZIBS上海论坛——长三角一体化及全球数字金融高地建设在上海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ZIBS)主办,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ZAIF)、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IOI)联合主办,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CCAF)、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研究基地(IDR)、浙大AIF司南研究室(Sinai Lab)提供学术支持。

浙大ZIBS院长贲圣林,浙大ZIBS顾问教授、韩国前总理韩昇洙,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盈盈集团董事长叶进武,上海大学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孟添,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Wardrop,宝武集团产业金融中心党工委副书记孔祥清,万得资讯董事长陆风,杭州市互联网协会秘书长楼建民,安徽省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刘庆太,热巢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穆青,EFMD全球商学院网络发展总监、EBS商学院教授Ulrich Hommel,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理事长、上海高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幸偕,美国Atlantis集团控股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晓川到场参加本次论坛。浙大ZIBS总裁班学员、四源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总经理王艾华主持本次论坛。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ZIBS顾问教授、韩国前总理韩昇洙共同为ZIBS上海办公室揭牌,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Wardrop、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共同见证。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ZIBS顾问教授、韩国前总理韩晟洙共同为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上海办事处揭牌,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孟添,杭州市互联网协会秘书长楼建民,安徽省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刘庆太,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执行副秘书长胡珊珊共同见证。

浙大ZIBS院长贲圣林表示,浙大启动浙大国际联合商学院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新经济时代的浙大方案、中国经验以及世界智慧。浙大ZIBS以长三角为基地,以大伦敦、大硅谷校区为两翼,以数字为抓手,赋能教育,构建包括全球顶尖院校和机构等合作伙伴网络在内的多层次生态系统。全球化、国际化是浙江大学的优势,也是目前商学院教育的必然要求。同时学院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生态系统,希望、起到整合全球60万以上的校友、各类学界的朋友、业界朋友、政府资源的作用。

贲圣林讲到,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持续追踪全球关于金融科技中心城市跟地区的研究,发现前10名城市中有5个在中国,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深圳以及香港。上海与杭州分别第五、第六位,引领长三角。长三角拥有2亿多人口,GDP超3万亿美元。站在全球数字金融高地来谈未来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打造,可以看出全球数字金融科技领域呈现出中国与美国相互引领、共同成长的良好态势。

浙大ZIBS顾问教授、韩国前总理韩昇洙表示,20年前,他曾直接参与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他讲到,韩国为什么也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资金缺少流动性,韩国损失了3亿美元左右。幸运的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选择跟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和政策,否则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加严重。

他对欧洲一体化非常认同,二战结束之后,因为欧洲实行非常全面、综合的一体化,变得更加和平和团结。他认为,可以把这一模式复制到东北亚,特别是中国、韩国和日本。因为东北亚也有历史的创伤,也有战争遗留问题,他希望能够通过分析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帮助实现亚洲的和平。他认为,中国、韩国、日本应当通过紧密合作,比如携手合作进行绿色发展等,在亚洲推进更好的一体化。

对中美贸易摩擦,他表示,很多人应该看到未来,应当推进全球化的合作。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阻碍、会有一些放缓或下降的全球化进程,但他对未来还是保持乐观。

焦瑾璞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和特点,第二个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科技支持,第三个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中国经验,第四个是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多元化发展。

第一个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和特点。首先,现在的金融服务有三大转变。一是从服务于富人向服务于大众转变,人人都要享受金融服务。二是从服务财富理财向服务于便捷转变,运用现代技术方便大众。三是金融从服务市场经济到现在全域服务。大众对普惠金融的理解,目前还停留在解决一些低收入群体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理解。现在应该理解的更高一点,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让社会每个阶层的经济主体都能获得所需的、合理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对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的定义是什么?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覆盖面并且降低了成本。

第二个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结合。过去40年,我国的金融与科技融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业务电子化,第二阶段是金融渠道网络化,第三阶段是目前的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深度融合以后,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数字普惠金融业态,不同业态基于网络和支付形成并推动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普惠化。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金融科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融科技是金融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现在很多的金融形势面临转变,转变推动科技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金融科技的运用极大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不少风险与挑战。

数字金融怎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有原则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主要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其中提到的八个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下一步思路。首先就是要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要有金融知识的普及、保护消费者和适当的监管。

第三个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就是投入了很多基础设施,现在之所以能飞速发展,都是前期投入的结果。想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健康高效发展和发展金融科技,就必须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改革、放缓金融风险这三部分来做。

第四个方面,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多元化发展。我国现在已经走到了前面,因此需要创新。中国的普惠金融之路,实践上的多样性不等于有可持续性的模式形成。需要探索中国可持续的中国普惠金融模式并作出总结。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套能够反映中国普惠金融的理论体系,普惠金融亟需理论支撑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

总的来讲,数字普惠金融还是大有可为,希望更多人关注、研究、探讨,共同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

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表示,技术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性还没在许多行业充分认识。互联网改变了业务模式,使得很多行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面临郁金香着新的挑战。而数字化并不是转型的一个简单途径,传统的业务转型还需要一个新环境、模式。

去年中国的股市经历了较大的波折,中国证券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非常困难。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中非常健康,甚至经济规模增长了一倍;境内的信用债市场持续发展,企业类信用债的发行规模从2010年大概1.5万亿增长到去年7.3万亿;A股和港股的股权融资规模也已经增长到去年的1.5万亿。但是证券行业却表现不佳。中国的证券行业仍存在着同质化竞争,集中度低等问题,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也仍依赖于传统经纪业务的收入和利息收入等,这些传统业务收入随着市场的低迷而大幅减少,因此去年大陆以及香港资本市场的表现给中国证券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此外,根据目前中国的监管要求,证券公司杠杆率最高只可以有六倍,但是对于国际投行而言,巴塞尔三框架下的杠杆率达到了10-12倍,是中国所允许的一倍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证券行业的盈利能力在近年也比较低。

另外,去年股票质押业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有约90%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质押进行融资,股权质押市值占到中国A股总市值的9%左右。在这些企业中,非金融民企的股权质押规模的市值占比为20%。因此随着去年股市下跌,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在融资方面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股票质押业务也暴露了较高的风险。关于债券违约的问题,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18年国内累计违约率大约为1.26%,而且其中90%的违约主体都是民企。去年民企的新增违约发行人有37家,如今这个情况可能更加严重,这意味着违约情况对银行和证券公司都是很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证券行业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与机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且中国的储蓄率依然很高,快速增长的实体经济对资金融通的总量和结构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由于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长期资金、股权资金严重缺乏,可获得融资渠道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根据估算,2017年市场约有8万亿的融资缺口,其中5.4万亿是债券融资,2.6万亿是股权融资,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影子银行、私募股权等形式弥补。因此资本市场必须在金融运行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中也存在着机遇,中国的资本市场存量仅有1.9%是来自外国投资者,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约20%,韩国、日本市场差不多都是20%甚至25%。中国也有计划将外国投资者的占比增加至5%到20%。另一方面,中国财富也仅有6.4%进行了国际配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的海外配置比例达到了约20%,这种境外财富配置也会逐步增加,进而达到一定可观的比率。

另外一个大的机会是中国财富的增长以及财富管理业务。中国投资者的复杂度在增加,中国的财富对产品需求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在2000年,中国财富仅仅占全球财富的5%,2016年占9%,预计到2030年,中国财富占比将和欧洲相当,而目前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仅仅是冰山一角。另外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截至2017年已经有约12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管理规模,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资管行业市场会有约1万亿的收入规模。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金融科技。全球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在2016年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仍有超过70亿美元的投资,这也是令人非常惊叹的结果。再比如研究、支付系统、产品相关的科技,这也是金融行业中的一个大机会。传统的经济体确实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数字化的时代以及技术的使用方面遇到很大挑战。楚钢表示希望可以通过中国经验和全球智慧找到解决方案。

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Wardrop,盈盈集团董事长叶进武,荷兰蒂尔堡大学TIAS商学院前院长Kees Koedijk,上海大学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孟添参加圆桌论坛并发言,浙大ZIBS院长贲圣林主持圆桌论坛。

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在圆桌论坛中讲到,银行数字化转型目前还处在思考和实践的阶段,可以说每家银行都已经开始在设计自己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只是阶段不大相同。2014年发展到现在数字化转型在不断丰富。银行数字化转行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思考和构建数字化业务;第二,用数字化手段优化现有的数字化模式。把现在有的数字化转型目标定义清楚之后,很多机构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培养自己的数字化人才,也跟很多公司展开合作。银行要服务经济,要让金融服务的获取更加便捷,让资金运转更加有效。无论怎么转型,主题始终要围绕着如何做好对客户的服务,要把金融服务从单纯的服务输出变成金融关怀。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现在认识到的更多是体制机制的转型。一个新的业务模式带来的是银行前、中、后台所有岗位人员对业务模式的重新思考和定位,这非常关键。数字化转型比较好的银行一定是通过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转型的体系、框架和目标,整体推动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机遇也是战略方向,哪个银行走的更加坚定就会处于领先地位。

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Wardrop表示,欧洲银行数字化发展的情况不是很均匀,因为人口规模的差异,需要在交易算法上作出调整,因此很难进行机器的学习以及模型训练。还有文化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现有的支付系统目前还不错,很多银行和政府并不想要改变这个现有的系统,因此很难推进银行数字化。

金融业的监管非常重要,有些人说今天的金融行业面临的其实是一场信任危机,而监管能够确立这个行业的合理性。互联网金融等类型的企业应该是求着监管部门给予监管,其中在英国市场非常明确。另外,由于商业业务模式发展非常快,在这样的环境下监管不应该是一陈不变的,英国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业务模式上的变化,并针对一系列的变化修改监管政策。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要不断更新和修正监管政策,沙盒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够让监管实现。

盈盈集团董事长叶进武讲到,2018年是一个对违约清除的过程,对在新金融行业认真做事的人或者是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大家最近担心经济会有一些波动下行,也担心这个行业的情况,其实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企业有自己的生存能力,会根据市场调整。这个行业的大机会就是数字化转型,因为大部分新金融行业的企业都是通过互联网或通过技术来解决,这样有机会弯道超车,当然也要选择好场景用户。

比如中国还是有很多主流金融机构没有解决好的产业。这个时候,新的科技公司盯牢自己的场景,盯牢自己的客户特征,通过数字化和大数据来解决。他觉得,新金融的从业人员和公司更要认清自己,在这个金融业态里面发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的特点进行补充。

荷兰蒂尔堡大学TIAS商学院前院长Kees Koedijk讲到,有关于技术方面,中国其实已经领先了欧洲,特别是在金融科技方面,在北欧、中国、英国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其实有在金融科技方面发展的非常迅猛,跟欧洲以及美国相比确实是有很大的领先。应该说,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现在正在逐步意识到应该放眼中国,了解中国最新发展情况。

还有一点有关于市场借贷,在欧美市场其实金融市场规模更大一些,如果在中国看一下欧美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或许可以了解很多,包括他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根据最新发展情况分析出可以在欧美市场获取哪些经验教训。他认为,他会对欧美朋友说,让他们看看中国,了解如何采取行动才能实现目标。

上海大学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孟添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非常大的成绩,目前都在探讨未来的发展。有一点是形成共识的,即建立产业生态非常重要。在产业生态里,更多要关注的还是创新,因为金融科技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虽然取得很多成绩,但回头就会发觉创新还不够。

创新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零到一的创新,原创新的创新,另一类是一到一种的创新。实际上过去做的比较好的还是在一到一百的创新,但是在零到一的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做的还不够。全球排在比较前面的金融科技公司包括蚂蚁金融,包括P2P很多原形都是源自于欧美,行业还需要更多的投入到金融科技的研发、原创性的研发和基础研究。

创新不是没有风险,是和监管紧密结合,创新要达到规范,要达到创新与规范的平衡。怎么让金融领域创新并相对控制好风险是摆在大家眼前的重要问题。金融科技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五年前的优势是渠道创新,现在的核心优势叫场景化大数据,其实是数字资产的价值,数字资产怎么在利用好价值的同时进行保护,都要在未来要关注和研究。他认为,可以在监管思路上引入一些新的理念,比如说动态化、数字化,允许一些创新,允许一些犯错,创新难免犯错误,但不要让目的不纯的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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