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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
作者:佚名    发布于:2020-04-18 11:37   

时代在变,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史学也要推陈出新。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的专访《贴近社会中下层 发现平民的历史》一文中,刘志琴一直反复陈述治史者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就是求真务实,“历史是严肃的,它承载着民众的记忆,如果历史不真实,记忆被遮蔽,那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家刘志琴因病4月8日在京去世,享年85岁。

刘志琴生于1935年11月,江苏省镇江市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撰有《中国文化史概论》《晚明文化与社会》《礼俗文化研究》《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等论著,主编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以及《中华智慧集粹》《都市潮》《百年变迁》等丛书,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

她的本行是明史、史学理论,其明史论著《晚明文化与社会》《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后来成为了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一时洛阳纸贵。

刘志琴早年致力于研究晚明的党派斗争和东林党的兴衰,后转而研究晚明社会风俗,社会习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史的复兴和重建,为学术界“文化热”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后于1988年提出了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两种研究路径的设想。此后,她带领文化史研究团队,开拓了社会文化史新学科,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

她的儿子毛丹青身在日本,因为疫情无法赶回北京见母亲最后一面,他撰文称“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痛”。毛丹青称,“母亲住院是3月20日,离世是4月8日清晨。现在,母亲已经离开了我,而我又不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痛。她的离开把我的心掏空了一半,但我知道,这一半是会被我找回来的,因为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一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认识刘志琴,他盛赞刘志琴学问做得好,尤其社会风俗史、明史很有造诣。而且她有胆有识,有社会责任感,是女中豪杰。

学者丁东称刘志琴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女学者。不仅因为她有《中国文化史概论》《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等大著行世,文笔清新刚健,思想造诣深厚,更因为她关怀公共事务,具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道德正义感。

明代是一个政治酷烈、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刘志琴既能写出当时残酷的官场倾轧与政治角逐,也对社会巨变有着极敏锐的观察。学者谭徐锋称,在明史耕耘多年,刘志琴又是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所主编多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独具一格,史料丰赡,成为国内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案头书,不少影视界导演甚至在这套书中寻找电影题材。

她的老同事耿云志老师在刘志琴八十华诞时引用诗人何其芳的诗句“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发现旁人的心”,称赞她“极具公益心,有使命感,有深厚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耿老师在微信里又深切怀念:“她是一位极可尊敬的朋友,思想敏锐,追求真理,勇于表达。对同事,对朋友,对事业,充满热情。对生活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她是在集体和事业中不断散发光和热的人。”

三、提倡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

刘志琴提倡从百姓的人伦日用与生活实践入手,扩充历史研究的视野,将鲜活的生活世界展现到读者的眼前,这一观点至今依然很有生命力。她认为,“思想史本是人文遗产的精粹,但是人文遗产并不限于文本的观念,还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历代儒家对日用之学的重视和阐释,表明儒家思想是从生活中提升观念,也是从生活中向民众传授的,用这一观念重新审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生活领域,发掘日用之学的现代意义是一重要路向。”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她提倡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

比如,她从中国近代服饰变迁背后来观照当时的社会思潮。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

她研究发现,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

她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一文中认为,明清士大夫对休闲的看法已蕴有现代因素,而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不置一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失。晚明吏治腐败,党派纷争。士大夫们自幼接受崇尚名节的教育,眼看朝政的败坏,有人为虎作伥;有人置若罔闻;有人变成假道学;但也有一批修身养德之士,在浊浪翻滚的官场中,不愿同流合污,急流勇退。在这种背景中,很容易出现两种人,即隐士和狂人,这在明代形成一道风景线。刘志琴称赞明清士大夫藐视功名,浮云富贵,把清闲看成人生的最大快乐,不论是独坐空庭,或是谈学论辩,无拘无碍。

四、贴近大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因而给历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刘志琴与深圳特区报有着不解之缘,她一直关心并支持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除了接受深圳特区报专访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不顾年岁已高,多次撰写稿件,为读者奉献她的学术成果和独特思想。

除了前面所提的《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一文外,她还为深圳特区报撰写了《思想史研究当以求解为本》《理性地思考生活——论人文科学要贴近生活》等文章。在《读史益智增德如沐春风》一文中,她认为,“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辉煌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中。它不仅以浩如烟海的资料为外国史家所称羡,更以巨细无遗的求实精神独步世界史坛。”中国历史不是一潭死水,它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认识,源源不断地滋养中国人。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人们的眼界大大拓宽,需求的信息也日渐多样,但史学因自身性质仍然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她认为读史也能让人深刻体会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先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韬略、解颐醒世的良言,闪耀智慧之光,朗照历史的穹宇。采撷这火种,烛照在案头,千古之智就会奔涌在眼前,源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时代在变,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史学也要推陈出新。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的专访《贴近社会中下层 发现平民的历史》一文中,刘志琴一直反复陈述治史者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就是求真务实,“历史是严肃的,它承载着民众的记忆,如果历史不真实,记忆被遮蔽,那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她反对将历史研究简单化、标签化和过度政治化。比如,过去凡是写农民领袖,都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农民起义的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的局限性等,这种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史学的信誉,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今,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大踏步走上社会化,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历史研究的殿堂。

刘志琴后来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她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一个学科,现在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交叉学科愈来愈多,而交叉学科往往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贴近大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因而给历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社会文化史研究有如一座宝库,有待研究者去整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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